作者:张进 (渡过社群创办人)

编者按:2019年岁末,北大女生包丽自杀事件被披露后,许多人在网上留言,自曝有类似痛苦经历,其中包括我的一个朋友。可是,当问及是否愿意写下来时,她们几乎都选择“不”。太痛苦了。我理解。可是小A选择勇敢地说出来。

小A自陈曾经历过类似的精神控制和虐待关系,曾十余次割腕丶上百次以头撞墙,最终以几乎放弃一切利益,换取对方不再纠缠。此时,小A已因精神创伤罹患重度抑郁症。之后的十年至今,她一直在努力治疗和康复中。这两天,获悉北大女生自杀事件后,她意识到她的经历不是孤例,因此有责任将逃离和治疗经验分享出来。为此,她与“渡过”公号作了一番访谈。她反复强调,她的经历只是个人经验,仅供需要的人参考,更重要的是要得到专业人士的帮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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渡过:你曾经受过什么样的虐待和精神控制?

小A:那几年,我受过他不计其数的辱骂和威胁。我曾经为此割腕,他对我说:“割腕用的刀太小,割得太轻,血一会儿就不流了”丶“你要割就用大刀,来真的”。我多次下决心分手,他痛哭哀求,进而威胁要杀我全家。我离家逃跑过,他把我抓回住所关起来。后来我找到机会逃脱后,与他谈判,最后几乎放弃一切利益,换取对方不再纠缠。

渡过:你沉默了十年,现在联系“渡过”,是因为北大自杀女生事件吗?

小A:是的。我以前以为只有我一个人遇到这种控制狂,说出来别人也不会理解,我也不愿意别人同情我。包丽的悲剧让我发现,这样刻意打击控制别人的例子有很多,那就会有很多受害者。我要做我能做的事情。

包丽已经脑死亡,还有很多人不理解她,说她软弱。我希望替包丽说出她曾经承受的痛苦,分析其过程;希望公众能体谅她,用理解和温暖送这个苦难的女孩儿最后一程。

当年我逃出来,并且能活下去且接受治疗,是有很多朋友相助。我后来因为患抑郁症,很难与人交流,慢慢与他们失去联系;双相发作期间的情绪无法控制,也伤害过朋友又无法弥补。现在我想尽我所能,即使能对一个人有所帮助,这个人就可能有新的人生。

渡过:以你的经验,应该怎样判断是不是陷入了这种不正常关系?普通人难以了解这是怎样的过程。

小A:心理学文献中,进入这种虐待阶段有几个重要的标志:破坏对方的正常认知,剥夺对方的能力(例如破坏其生存技能,不允许上学工作,破坏人际关系);主宰行动, 令对方陷于服从及依赖状态(标志是让对方作出伤害自己或别人的事情);标记元素,在别人身上留下自己的印记(例如要求被害者在身上刻字,取出输卵管,怀孕和流产)。[1]

这一切并非突然来袭,最初有一个甜蜜的诱惑过程。虐待者开始在日常交流中进行精神打击。“施虐者一定会很小心地影响对方并防止她有所察觉,也不能让她讨论或者反抗。”[1]

这就像温水煮青蛙,一点一点地程度加深。施虐者会逐步瓦解受虐者的人格,经过掩饰的威胁及恐吓,也会化暗为明,因为“施虐者必须让对方变得脆弱,无力坚持……控制的触角进入他人的灵魂及头脑。[2]”美国精神医学学会出版的《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》第四版指出,长期处于强制说服的环境中,有可能引发人格分裂。

一段虐待开始之初,被虐待者并不是受虐狂。虐待者不断试探底线,并加深程度,一点点瓦解被虐待者的自信心。

“受虐者先是屈服,然后被掌控,人格一块块瓦解。倘若受虐者反抗,施虐者更会坚定侵犯受害者……施虐者都会发动以恐惧为武器的攻击,目的是令受虐者完全顺从。受虐者必须按照他的标准行事,想法也要得到他的认可,不能有自己的判断与批评……施虐者要毁灭其人格,让对方失去自我,以抹去受虐者与自己之间的任何差异。”[1]

这种感情控制和虐待与家庭暴力的特征非常相像,也符合家庭暴力的定义。试想当一个人的信心被摧毁,裸照被拍摄,身上被刻字,父母被威胁,社交被孤立,身心都是重重叠叠的伤疤。这一切发生得悄无声息,周围的人难以察觉。“即使证据就摆在眼前(普通人)也无法辨识。”

掌控阶段之后,是孤立的阶段。虐待者刻意挑拨受虐者与周围人的关系。“一定要以花言巧语操纵她 ,使她不清楚自己的受害情况;阻断真实资讯的提供,仿佛断电般让受虐者陷入一片漆黑中。这些都是弱化受虐者到无能状态的重要步骤。”[1]

言语歪曲和说谎,穿插在上述过程中。“施虐者不管说什么, 总有办法颠倒黑白,证明自己是对的,尤其受虐者心神不宁又不想争辩时。[1]”无论真相是什么,施虐者总有办法创造自己的逻辑框架……对事实的歪曲往往接近信口雌黄,即使证据就在眼前, 谎言仍会满天飞。

我绘制了精神虐待的过程图,仅供参考。如果你发现已经陷入这些“套路“,那你就非常有可能处于一段不正常的关系中了。




渡过:对于已经陷入困局的受害人,应该怎样离开虐待者?

小A:这是一条非常难的路。这上述示意图中,离开的路上有那么多陷阱,那么多循环往复的施压。虐待者会软硬兼施,哀求加要挟,正常人逃离真的非常难。

毕竟每个人的情况不同,施暴者也有轻有重。我只是根据我自己的逃生经验,总结几点原则:

首先,要实施物理隔离,也就是逃离。就是想方设法在空间上不与虐待者接触,不与虐待者电话或视频交流,避免被他再次控制催眠。

先保证人身的安全和思考的独立性。必要的谈判沟通通过微信留言丶电子邮件进行,这样一方面隔了一层,不容易再被“催眠“控制;另一方面也可以留下交流的证据。包丽如果不是有微信留言的记录,公众和家人都会完全不知情,会被牟某某的谎言蒙蔽。

其次,在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基础上,向社会求助。我当时没有向警察求助,因为非法拘禁未满48小时不足以定罪。我判断警察会叫双方家长来谈和解。一旦我再被控制,就再也难以活着逃脱了。这是生死的事情,我必须对自己负责。

我选择相信心理医生和律师。我的经验是,对我收费的帮助者是最靠谱的,因为他们的职业道德要为你的利益考虑。如果你在一段受虐待的关系中,而金钱确实被剥夺,那么偷偷私藏小金库以便求助是非常必要的。当然你要非常小心。

第三,及时了断关系。安全以后,很多人会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和自责之中。受虐者带着痛苦而内疚的情绪离去,“因为施虐者会摆出遭遗弃的被害者姿态,为其暴力寻找新借口……施虐者大声叫嚷是受害者,真正失去一切的却是受虐者。”[1]

要明白自己是在胁迫之下做的一些事情,比如被迫传自己的裸照给虐待者,要原谅自己。你如果因此而回到掌控中,结局就是被迫上交更多裸照,永远无法自拔了。逃跑,是一次比一次难的。

在千辛万苦逃出来后,千万不要孤身一人去与对方谈判,最好寻求法律援助,由律师帮助你谈判。你要为自己寻找打仗的将军,律师心理医生都是你的将军;要为自己负责,作出决策。要用极大的意志力忍受恐惧和愤怒,尽量和解,从而开始平静地生活。法律目前很难惩罚他们的。

第四,开始治疗,修复创伤。我逃出来以后,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,并且引发重度抑郁症。我没有寻求加害者的赔偿或忏悔,只求不继续害我。我相信“希望精神虐待者自责或者表示后悔是缘木求鱼,对这种人来说别人受的苦一点也不要紧。”[1]

因为创伤都很重,受虐者需要在正规的医院里进行创伤诊断和治疗,定期进行心理咨询。要尽快恢复正常的认知。被人洗脑以后,建立正常的认知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。但它又是那么重要,可以保护以后自己的安全,为此付出努力是值得的。

第五,无论什么诱惑或者威胁,都不要再回到这种危险的关系中。逃出来的受害者如果再回去,会对帮助的人带来危险。一定要好好地躲起来,让时间化解仇恨。虐待者非常仇恨帮助自己猎物逃跑的人,江歌案的血犹在眼前。

我可以让自己不幸福,承受“抛弃者”的骂名,但是我不要连累别人。这是一个受害者的自我修养。

渡过:你逃出来已经十年了,这十年里过得怎样,创伤修复了吗?

小A:我至今需要极大的意志力来抵抗痛苦。十年来我一直在忍受抑郁的痛苦,病情时好时坏。我坚持多年看心理医生,但创伤一直未能完全修复,害怕与社会联系,害怕亲密关系,连家人都难以见一面。

从正常人的角度看,无论如何都是悲惨的。但正因为十年里我一直与自杀的冲动搏斗,因而在不断思考生命的意义。我发现当自己为公众做事时候才会有力气,并且感受到幸福和快乐。苦难激发起了我的力量。

我坚决不要别人的同情怜悯,我只告诉心理医生和律师,其余的人我宁愿承受误解也不去说。我要求自己自律,不要消耗别人的同情,不要以可怜去获得额外照顾。社会上有更可怜的人需要帮助,我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。

经过这些磨难,我最终战胜了愤怒,我从内心宽恕,不再想与害我的人同归于尽;我希望所有的人都有机会修复创伤。

每个人的内心都是有佛有魔,我希望通过我自己的改变让别人找到的佛性(而不是自己去拯救别人),不要再去喂别人的魔性。如果一个魔鬼说“我太爱你了,不喝你的血就会饿死,你就舍一点血救救我吧“,你也不能动恻隐之心。这是一个正常认知重建的过程。

世界上没有人比受害者更了解受害者的恐惧丶软弱和坚强;也没有人比与魔鬼搏斗过的人更了解他们的手段。如果伤害我的人再来威胁我,我会去寻求法律的保护。毕竟时代在进步,公众对于精神虐待的认知比十年有了很大的进步。

我说出从不示人的苦难,希望遇到类似情况受害者能够有更大机会逃脱;我总结求助和治疗的经验,因为知道逃脱只是开始,之后很可能经历漫长的抑郁和创伤修复过程,对此必须有心理准备。

文献来源:


1.玛丽·弗朗斯·伊里戈扬, 冷暴力. 2017, 南昌: 江西人民出版社.
2.宝木笑, 一场持久的不见血的谋杀.方圆, 2017(16): p. 64-65.
3.派克, 少有人走的路. 2017: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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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:Dorit